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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毛《蓦然回首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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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蓦然回首》作者:三毛

这儿不是泰安街,没有阔叶树在墙外伸进来。也不是冬天,正是炎热的午后。
我的手里少了那个画箱,没有夹着油画,即使是面对的那扇大门,也是全然陌生的。
看了一下手表,早到了两分钟。
要是这一回是看望别的朋友,大概早就嚷着跑进去了,守不守时又有什么重要呢!
只因看的人是他,一切都不同了。
就那么静静地站在门外的烈阳下,让一阵阵熟悉而又遥远的倦怠再次淹没了自己。
我按铃,有人客气地领我穿过庭院。
短短的路,一切寂静,好似永远没有尽头,而我,一步一步将自己踩回了少年。
那个少年的我,没有声音也没有颜色的我,竟然鲜明如故。什么时候才能挣脱她的阴影呢!
客厅里空无一人,有人送茶来,我轻轻道谢了,没有敢坐下去,只是背着门,看着壁上的书画。
就是这几秒钟的等待,在我都是惊惶。
但愿有人告诉我,顾福生出去了,忘了这一次的会晤,那么我便可以释然离去了。
门开了,我急速地转过身去。我的老师,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启蒙老师,正笑吟吟地站在我的面前。
我向他跨近了一步,微笑着伸出双手,就这一步,二十年的光阴飞逝,心中如电如幻如梦,流去的岁月了无痕迹,而我,跌进了时光的隧道里,又变回了那年冬天的孩子——情怯依旧。
那个擦亮了我的眼睛,打开了我的道路,在我已经自愿淹没的少年时代拉了我一把的恩师,今生今世原已不盼再见,只因在他的面前,一切有形的都无法回报,我也失去了语言。

受教于顾福生老师之前,已在家中关了三年多,外界如何的春去秋来,在我,已是全然不想知觉了。
我的天地,只是那幢日式的房子、父亲母亲、放学时归来的姊弟,而这些人,我是绝不主动去接触的。
向街的大门,是没有意义的,对我,街上没有可走的路。
小小的我,唯一的活动,便是在无人的午后绕着小院的水泥地一圈又一圈地溜冰。
除了轮式冰鞋刺耳的声音之外,那个转不出圈子的少年将什么都锁进了心里,她不讲话。
初初休学的时候,被转入美国学校,被送去学插花,学钢琴,学国画,而这些父母的苦心都是不成,没有一件事情能使我走出自己的枷锁。
出门使我害怕,街上的人更是我最怕的东西,父母用尽一切爱心和忍耐,都找不出我自闭的症结。当然一周一次的心理治疗只有反抗更重,后来,我便不出门了。
回想起来,少年时代突然的病态自有它的远因,而一场数学老师的体罚,才惊天动地地将生命凝固成那个样子。这场代价,在经历过半生的忧患之后,想起来仍是心惊,那份刚烈啊,为的是什么?生命中本该欢乐不尽的七年,竟是付给了它。人生又有几个七年呢!
被送去跟顾福生老师学西画并不是父母对我另一次的尝试,而全然归于一场机缘。
记得是姊姊的朋友们来家中玩,那天大概是她的生日吧!其中有一对被请来的姊弟,叫做陈缤与陈骕,他们一群人在吃东西,我避在一个角落里。
陈骕突然说要画一场战争给大家看,一场骑兵队与印地安人的惨烈战役。于是他趴在地上开战了,活泼的笔下,战马倒地,白人中箭,红人嚎叫,篷车在大火里焚烧……
我不挤上去看那张画,只等别人一哄跑去了院子里,才偷偷地拾起了那张弃在一旁的漫画,悄悄地看了个够。
后来陈骕对我说,那只是他画着娱乐我们的东西而已,事实上他画油画。
陈骕的老师便是顾福生。
早年的“五月画会”稍稍关心艺术的人都是晓得的,那些画家们对我来说,是远天的繁星。
想都不能想到,一场画中的战役,而被介绍去做了“五月”的学生。
要我下决心出门是很难的。电话中约好去见老师的日子尚早,我已是寝食难安。
这不知是休学后第几度换老师了,如果自己去了几趟之后又是退缩了下来,要怎么办?
是不是迫疯母亲为止?而我,在想到这些事情的前一步,就已骇得将房间的门锁了起来。
第一回约定的上课日我又不肯去了,听见母亲打电话去改期,我趴在床上静静地撕枕头套里的棉絮。
仍然不明白那扇陌生的大门,一旦对我开启时,我的命运会有什么样的改变。
站在泰安街二巷二号的深宅大院外,我按了铃,然后拼命克制自己那份惧怕的心理。不要逃走吧!这一次不要再逃了!
有人带我穿过杜鹃花丛的小径,到了那幢大房子外另筑出来的画室里去。我被有礼地请进了并没有人,只有满墙满地的油画的房间。
那一段静静的等待,我亦是背着门的,背后纱门一响,不得不回首,看见后来改变了我一生的人。
那时的顾福生——唉——不要写他吧!有些人,对我,世上少数的几个人,是没有语言也没有文字的。
喊了一声“老师!”脸一红,低下了头。
头一日上课是空着手去,老师问了一些普通的问题:喜欢美术吗?以前有没有画过?为什么想学画……
当他知道我没有进学校念书时,表现得十分的自然,没有做进一步的追问和建议。
顾福生完全不同于以往我所碰见过的任何老师,事实上他是画家,也不是教育工作者,可是在直觉上,我便接受了他——一种温柔而可能了解你的人。
画室回来的当日,坚持母亲替我预备一个新鲜的馒头,老师说那是用来擦炭笔素描的。
母亲说过三天再上课时才去买,我竟闹了起来,怕三天以后买不到那么简单的东西。
事实上存了几日的馒头也是不能用了,而我的心,第一次为了那份期待而焦急。这份童稚的固执自己也陌生得不明不白。
“你看到了什么?”老师在我身旁问我。
“一个石像。”
“还有呢?”
“没有眼珠的石像,瞎的。”
“再看——”
“光和影。”
“好,你自己先画,一会儿老师再来!”
说完这话,他便走了。
他走了,什么都没有教我,竟然走了。
我对着那张白纸和画架发愣。
明知这是第一次,老师要我自己落笔,看看我的观察和表达能有多少,才能引导我,这是必然的道理,他不要先框住我。
而我,根本连握笔的勇气都没有,一条线也画不出来。
我坐了很久很久,一个馒头静静地握在手里,不动也不敢离去。
“怎么不开始呢?”不知老师什么时候又进来了,站在我身后。
“不能!”连声音也弱了。
老师温和地接过了我手中的炭笔,轻轻落在纸上,那张白纸啊,如我,在他的指尖下显出了朦胧的生命和光影。
画了第一次惨不忍睹的素描之后,我收拾东西离开画室。
那时已是黄昏了,老师站在阔叶树下送我,走到巷口再回头,那件大红的毛衣不在了。
我一个人在街上慢慢地走。一步一步拖,回家没有吃晚饭便关上了房门。
原本自卑的我,在跟那些素描挣扎了两个多月之后,变得更神经质了。面对老师,我的歉疚日日加深,天晓得这一次我是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和决心,而笔下的东西仍然不能成形。
在那么没有天赋的学生面前,顾福生付出了无限的忍耐和关心,他从来没有流露过一丝一毫的不耐,甚至于在语气上,都是极温和的。
如果当时老师明白地叫我停课,我亦是没有一句话的。毕竟已经拖累人家那么多日子了。
那时候,我们是一周上两次课,同学不多,有时全来,有时只有我一个。
别人是下课了匆匆忙忙赶来画室,而我,在那长长的岁月里,那是一周两次唯一肯去的地方。虽然每一次的去,心中不是没有挣扎。
有一日画室中只有我一个人,凝望着笔下的惨败,一阵全然的倦怠慢慢淹死了自己。
我对老师说:“没有造就了,不能再累你,以后不要再来的好!”
我低着头,只等他同意。
又要关回去了,又是长门深锁的日子,躲回家里去吧!在那把锁的后面,没有人看出我的无能,起码我是安全的。
老师听见我的话,深深地看了我一眼,微微地笑着,第一次问我:“你是哪一年生的?”
我说了,他又慢慢地讲:“还那么小,急什么呢?”
那时老师突然出去接一个电话,他一离开,我就把整个的上身扑倒在膝盖上去。
我也不要做画家,到底要做什么,怎么还会小,我的一生要如何过去,难道要锁到死吗?
“今天不要画了,来,给你看我的油画,来,跟我到另外一间去,帮我来抬画——”老师自然地领我走出去,他没有叫我停课。
“喜欢哪一张?”他问。
老师知道什么时间疏导我的情绪,不给我钻牛角尖。画不出来,停一停,不必严重,看看他的画,说说别的事情。
那些苍白纤细的人体,半抽象半写真的油画,自有它的语言在呼应着我的心,只是当时不能诉说内心的感觉。
以后的我,对于艺术结下了那么深刻的挚爱,不能不归于顾福生当年那种形式的画所给予我的启发和感动。
“平日看书吗?”老师问我。
“看的,不出门就是在看书,父亲面前也是有功课要背的。”我说。
“你的感觉很特别,虽然画得不算好——”他沉吟了一下,又问,“有没有试过写文章?”
“我没有再上学,你也知道——”我讷讷地说。
“这不相干的,我这儿有些书籍,要不要拿去看?”他指指书架。
他自动递过来的是一本《笔汇》合订本,还有几本《现代文学》杂志。
“下次来,我们改画水彩,素描先放下了,这样好吗?”老师在送我出门的时候突然讲了这句话。
对于这样一个少年,顾福生说话的口吻总也是尊重,总也是商量。即使是要给我改航道,用颜色来吸引我的兴趣,他顺口说出来都是温柔。
那时候中国的古典小说、旧俄作家、一般性的世界名著我已看了一些,可是捧回去的那些杂志却还是看痴了去。
波特莱尔来了,卡缪出现了。里尔克是谁?横光利一又是谁?什么叫自然主义?什么是意识流?奥德赛的故事一讲千年,卡夫卡的城堡里有什么藏着?D.H.劳伦斯、爱伦坡、芥川龙之介、富田藏雄、康明斯、惠特曼——他们排山倒海地向我噬了上来。
也是在那狂风巨浪的冲击里,我看到了陈映真写的——《我的弟弟康雄》。
在那几天生吞活剥的急切求知里,我将自己累得虚脱,而我的心,我的欢喜,我的兴奋,是胀饱了风的帆船——原来我不寂寞,世上有那么多似曾相识的灵魂啊!
再见顾福生的时候,我说了又说,讲了又讲,问了又问,完全换了一个人。
老师靠在椅子上微笑地望着我,眼里露出了欣喜。他不说一句话,可是我是懂的,虽然年少,我是懂了,生命的共鸣、沟通,不是只有他的画,更是他借给我的书。
“今天画画吗?”他笑问着我。
“好呀!你看我买的水彩,一大堆哦!”我说。
对着一丛剑兰和几只水果,刷刷下笔乱画,自信心来了,画糟了也不在意,颜色大胆地上,背景是五彩的。
活泼了的心、突然焕发的生命、模糊的肯定、自我的释放,都在那一霎间有了曙光。
那是我进入顾福生画室的第三个月。
每堂下课,我带回去的功课是他的书。
在家里,我仍是不出门的,可是对父母和姊弟和善多了。
“老师——”有一日我在画一只水瓶,顺口喊了一句,自自然然的,“……我写文章你看好不好?”
“再好不过了。”他说。
我回去就真的写了,认认真真地写了誊了。
再去画室,交给他的是一份稿件。
我跟着老师六个月了。
交稿之后的上课日,那份畏缩又回来了,永远去不掉的自卑,在初初探出触角的时候,便打败了没有信心的自己。
老师没有谈起我的稿子,他不说,我不问,画完画,对他倦倦地笑一笑,低头走了。
下一周,我没有请假也没有去。
再去画室时,只说病了,低头去调画架。
“你的稿件在白先勇那儿,《现代文学》月刊,同意吗?”
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如同雷电一般击在我的身上,完全麻木了。我一直看着顾福生,一直看着他,说不出一个字,只是突然想哭出来。
“没有骗我?”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了。
“第一次的作品,很难得了,下个月刊出来。”老师没有再说什么,他的淡,稳住了我几乎泛滥的感触。
一个将自己关了近四年的孩子,一旦给她一个小小的肯定,都是意外的惊惶和不能相信——更何况老师替我去摘星了。
那一场长长的煎熬和等待啊!等得我几乎死去。
当我从画室里捧着《现代文学》跑回家去时,我狂喊了起来——“爹爹——”
父母以为我出了什么事,踉跄地跑到玄关的地方,平日的我,绝对不会那么大叫的,那声呼唤,又是那么凄厉,好似要喊尽过去永不说话的哑灵魂一般。
“我写的,变成铅字了,你们看,我的名字在上面——”
父亲母亲捧住那本杂志,先是愕然,再是泪光一闪。我一丢画箱,躲进了自己的房间。
第二日,我还是照习惯在房间里吃饭,那几年我很少上大家的餐桌。姊弟们晚饭时讲学校的事使我局促,沉默的我总使全家的气氛僵硬,后来我便退了。
不知不觉,我不上课的日子也懂得出去了。那时的长春路、建国北路和松江路都还没有打通,荒荒凉凉的地段是晚饭前散步的好地方,那儿离家近,一个人去也很安全。
白先勇家原是我们的近邻,白家的孩子我们当然是面熟的。
《现代文学》刊出我的短文过了一阵,我一个人又在松江路附近的大水泥筒里钻出钻进地玩。空寂的斜阳荒草边,远远有个人向我的方向悠悠闲闲地晃了过来,我静静地站着看了一下,那人不是白先勇吗?
确定来的人是他,转身就跑,他根本不认识我的,我却一直跑到家里,跑进自己的房间里,砰一下把门关上了。背靠着门,心还在狂跳。
“差点碰上白先勇,散步的时候——”在画室里我跟顾福生说。
“后来呢?”
“逃走了!吓都吓死了!不敢招呼。”
“你不觉得交些朋友也是很好的事情?”老师问说。
他这一问,我又畏缩了。
没有朋友,没有什么朋友,唯一的朋友是我的老师和我的书。
过了一阵,老师写了一个纸条给我,一个永康街的地址,一个美丽的名字——陈秀美。
那张地址,搁了一个多月也没有动它。
被问了好几次,说好已经转人介绍了,只等我去一趟,认识一下白先勇的女同学,交一个朋友。
我迫不得已地去了,在永康街的那幢房子里,结识了我日后的朋友——笔名陈若曦的她。
事隔多年,秀美再与我联络上,问起我,当年她笔下的“乔琪”曾否看见我自己旧日的影子?

当年的老师,是住在家里的,他的画室筑在与正屋分开的院子里。
谁都知道顾家有几个漂亮的女儿,有时候,在寂静的午后,偶尔会有女孩子们的笑声,滑落到我们的画室里来,那份小说世界里的流丽,跟我黯淡的生活是两岸不同的灯火,遥不可及。
有一个黄昏,我提了油污斑斓的画箱下课,就在同时,四个如花似玉、娇娇滴滴的女孩儿也正好预备出门。我们碰上了。
那一刹那,彼此都有惊异,彼此都曾打量,老师介绍说,都是他的姊妹。我们含笑打了招呼,她们上车走了。
在回家的三轮车上,我低头看着自己没有颜色的素淡衣服,想着刚刚使人目眩神迷,惊鸿而去的那一群女孩,我方才醒觉,自己是一只什么样的丑小鸭。
在那样的年纪里,怎么未曾想过外表的美丽?我的衣着和装扮,回忆起来只是一片朦胧,鲜艳的颜色,好似只是画布上的点缀,是再不会沾到身上来的。
在我们的家里,姊姊永远在用功读书,年年做班长——她总是穿制服便很安然了。
惊觉自己也是女孩子,我羞怯地向母亲要打扮。母亲带着姊姊和我去定做皮鞋,姊姊选了黑漆皮的,我摸着一张淡玫瑰红的软皮爱不释手。
没有路走的人本来是不需鞋子的,穿上新鞋,每走一步都是疼痛,可是我近乎欣悦地不肯脱下它。
那时,国外的衣服对我们家来说仍是不给买的。
有一日父母的朋友从国外回来,送了家中一些礼物,另外一个包裹,说是送给邻近赵姊姊的一件衣服,请母亲转交。母亲当日忙碌,没有即刻送过去。
我偷开了那个口袋,一件淡绿的长毛绒上衣躺在里面。
这应该是我的,加上那双淡红的鞋,是野兽派画家马蒂斯最爱的配色。
第二天下午,我偷穿了那件别人的新衣,跑到画室去了。
没有再碰到顾家的女儿,在我自以为最美丽的那一刻,没有人来跟我比较。
我当当心心地对待那件衣服,一不小心,前襟还是沾上了一块油彩。
潜回家后,我急急地脱下了它,眼看母亲在找那件衣服要给人送去,而我,躲在房中怎么样也擦不掉那块沾上的明黄。
眼看是没有别的法子,我拿起剪刀来,像剪草坪似的将那一圈沾色的长毛给剪掉了,然后折好,偷偷放回口袋中。母亲拿起来便给赵姊姊送新衣去了。
当年的那间画室,将一个不愿开口,不会走路,也不能握笔,更不关心自己是否美丽的少年,滋润灌溉成了夏日第一朵玫瑰。
《现代文学》作品的刊出,是顾福生和白先勇的帮助,不能算是投稿。
我又幻想了一个爱情故事,一生中唯一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,悄悄试投《中央日报》,过不久,也刊了出来。
没敢拿给老师看,那么样的年纪居然去写了一场恋爱,总是使人羞涩。
在家里,我跟大家一起吃饭,也会跟弟弟惊天动地地打架了。
可是我仍很少出门,每周的外出,仍是去泰安街,在那儿,我也是安全的。
老师自己是一个用功的画家,他不多说话,可是在他的画里,文学的语言表达得那么有力而深厚,那时候他为自己的个展忙碌,而我并不知道,个展之后他会有什么计划。
他的画展,我一趟一趟地跑去看,其中有两张,都是男性人体的,我喜欢得不得了,一张画名字已不记得了,可是至今它仍在我的脑海里。另一张,一个趴着的人,题为《月梦》。
没有能力买他的画,我心中想要的好似也是非卖品。
在去了无数次画展会场之后,下楼梯时碰到了老师,我又跟他再一起去看了一次,他以为我是第一次去,我也不讲。
那时候,我学画第十个月了。
顾福生的个展之后,我们又恢复了上课。
我安然地跟着老师,以为这便是全部的生命了。
有一日,在别的同学已经散了,我也在收拾画具的时候,老师突然说:“再过十天我有远行,以后不能教你了!”
什么,什么,他在说什么?
第一秒的反应就是闭住了自己,他再说什么要去巴黎的话,听上去好似遥远遥远的声音,我听不见。
我一句话都没有说,只是对他笑了一笑。
“将你介绍给韩湘宁去学,他画得非常好,也肯收学生,要听话,我走了你去跟他,好吗?”
“不好!”我轻轻地答。
“先不要急,想一想,大后天你来最后一次,我给你韩湘宁的地址和电话——”
那天老师破例陪我一直走到巷口,要给我找车,我跟他说,还不要回家,我想先走一段路。
这长长的路,终于是一个人走了。
一盏盏亮起来的街灯的后面,什么都仍是朦胧,只有我自己的足音,单单调调地回响在好似已经真空的宇宙里。
那艘叫做什么“越南号”的大轮船,飘走了当年的我——那个居住在一颗小小的行星上的我,曾经视为珍宝的唯一的玫瑰。
他是这样远走的,受恩的人,没有说出一句感谢的话。

十年后的芝加哥,在密西根湖畔厉裂如刀的冬风里,我手中握着一个地址,一个电话号码,也有一个约定的时间,将去看一个当年改变了我生命的人。
是下午从两百哩路外赶去的,订了旅馆,预备见到了他,次日清晨再坐火车回大学城去。
我在密西根大道上看橱窗,蜷在皮大衣里发抖,我来来回回地走,眼看约定的时间一分一秒在自己冻僵的步子下踩掉。在那满城辉煌的灯火里,我知道,只要挥手叫一辆街车,必有一扇门为我打开。
见了面说些什么?我的语言、我的声音在那一刻都已丧失。那个自卑的少年如旧,对她最看重的人,没有成绩可以交代,两手空空。
约定的时间过了,我回到旅馆的房间里,黑暗的窗外,“花花公子俱乐部”的霓虹灯兀自闪烁着一个大都会寂寞冷淡的夜。
那时候,在深夜里,雪,静静地飘落下来。
第一次不敢去画室时被我撕碎的那一枕棉絮,是窗外十年后无声的雪花。
那个漫天飞雪的一九七一年啊!
我们走出了房子,经过庭院,向大门外走去。
一个大眼睛的小女孩穿着冰鞋跌跌撞撞地滑着。
“这是八妹的孩子。”顾福生说。
望着那双冰鞋,心中什么地方被一阵温柔拂过,我向也在凝望我的孩子眨眨眼睛,送给她一个微笑。
“画展时再见!”我向顾福生说。
“你的书——”
“没有写什么,还是不要看吧!”
“我送你去喊车——”
“不用了,我想走一走——”
也是黄昏,我走在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街上,热热暖暖的风吹拂过我的旧长裙,我没有喊车,慢慢地走了下去。
这是一九八一年九月三日。

注:《蓦然回首》也是白先勇的一篇文章,此次借用题目,只因心情如是,特此道谢!

参考资料:

1,三毛(1943年3月26日—1991年1月4日),本名陈平,祖籍浙江舟山市定海区,出生于重庆市南岸区黄桷垭,中国台湾当代女作家、旅行家 。1967年,先后游学西班牙、德国、美国,并创作了散文集《雨季不再来》。1973年,定居西属撒哈拉沙漠,随后与荷西结婚。1976年2月,移居加那利群岛;5月,出版第一部散文集《撒哈拉的故事》,讲述夫妻二人在沙漠的生活经历。1977年到1979年,先后发表《哭泣的骆驼》《稻草人手记》《温柔的夜》等散文集。1980年,荷西意外逝世后回到台湾定居。1981年,出版散文集《梦里花落知多少》,表达对丈夫的思念之情。1982年,根据中南美洲旅行经历所创作的散文集《万水千山走遍》出版。1987年,出版散文集《我的宝贝》,展示她所收藏的一些物品。1990年,创作的第一部中文剧本,也是她的最后一部作品《滚滚红尘》出版。1991年1月4日,在台湾荣民总医院逝世,终年四十七岁。


2,顾福生(1935年4月26日—2017年8月4日)台湾油画家,前中华民国参谋总长顾祝同上将的次子,生于上海,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,1958年毕业,他曾是「五月画会」的一员,1961年后曾旅居法国巴黎、美国纽约、旧金山和波特兰等地。除油画外,亦有版画、彩墨等作品。

他的绘画风格有著名的蓝色抽象人体,以及不同材质的拼贴画面,多喜用彩度高、鲜亮的点缀颜色。画面构图多充满紧凑的节奏感。1961年12月14日,顾福生以作品「胀」获得巴西「圣保罗国际双年展」的荣誉奖。

他曾是作家三毛在青年时期的油画老师,并推荐三毛在杂志《现代文学》上发表第一篇文章。三毛的文章中描写过他的个性与画室景观。他亦是三毛人生转折的重要人物。三毛在中学时代因为被数学老师羞辱而患上忧郁症,休学在家。与外界唯一的交往就是向顾福生学习绘画。亦在此时顾福生鼓励三毛学习写作。给了当时极不自信的三毛极大的肯定。顾福生亦介绍陈秀美作三毛的朋友,鼓励三毛走出自我封闭的生活。他的好友,台湾作家白先勇曾评论顾福生的画为「完全以人为中心,富有文学性,而且具有悲剧精神」。顾福生的大姊顾振璜是水墨名家赵二呆的夫人,因此在画坛上亦有「顾赵姻亲」这样的美谈。

2017年8月4日于美国西岸时间早上9点15分,于加州库卡蒙格牧场家中,因肺癌引起多重器官衰竭辞世,享寿82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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